2026年7月29日

財經專題

https://www.hkej.com/dailynews/finnews/article/4467491/-%25E5%25B0%25BC%25E7%2589%25B9%25E6%2597%258F-%25E6%25B8%25AF%25E9%259D%2592%25E5%25A4%25A7%25E5%25A2%259E-%25E5%25B0%2588%25E5%25AE%25B6%25E7%25B1%25B2%25E5%25B0%258D%25E7%2597%2587%25E4%25B8%258B%25E8%2597%25A5

現已踏入7月畢業求職旺季，對部分青年而言，離開校園不代表能順利投入職場。立法會報告顯示，本港15歲至24歲青年失業率達11.2%；有應屆畢業生坦言求職屢屢碰壁，身邊不少同學對未來消極，甘願「躺平」當「尼特族」（即非在職、非在學、非受訓青年）。與外界印象中的懶惰或隱蔽青年不同，「香港式尼特族」不少擁大學學歷，卻在求職失敗，及人工智能（AI）衝擊初階職位下，對職場遊戲投下不信任一票；加上部分人獲家庭提供經濟支援，令「暫時躺平」成為一種可負擔選項。

有專家指出，「尼特化」是已發展經濟體要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原因包括就業理想與現實落差大、向上流動機會少、人工智能蠶食初級職位等，政府及社會各界須以更具針對性的政策介入，重啟年輕一代的職場動力。

「尼特族」（NEET）意指非在職、非在學、非正在受訓（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青年；「香港式尼特族」再增添了高樓價社會及家庭經濟與居所支援等獨特背景。

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本港介乎15歲至24歲的「尼特族」，由2023年的3.37萬人攀升至2025年的3.62萬人，佔整體青年人口比例約6%至7%。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註冊社工曾威慎亦留意到，近期社福機構接獲「尼特族」諮詢個案有明顯增加趨勢，按年升幅最高達到一倍，「部分社工以往每年只是跟進約20宗『尼特族』個案，但今年增加到約30宗至40宗」。

人際關係正常 對前途感困惑

表面上，近年常見的「尼特族」與過往所說的「隱蔽青年」存在一定重疊，但曾威慎指出，兩者本質上有明顯分別。「尼特族」在能力或學歷並沒有問題，更多是一種因自我迷失、對前途感到困惑，或與社會期望出現落差而形成的狀態；他們雖然暫時脫離就業、教育或培訓體系，大多能維持正常社交生活和人際關係。

不過，他提醒，「如果青年長期處於『尼特族』狀態，持續承受來自社會、家庭及朋輩的壓力，容易產生挫敗感及情緒問題，長遠甚至可能逐漸封閉自己，最終演變成社會更難介入和處理的『隱蔽青年』。」

「尼特族」崛起總有原因，香港恒生大學應屆畢業生Dickson，親述他與一眾同學初入職場遇到的困境，「我修讀金融學系，出來社會最想做的當然是銀行業，也不介意由低做起，即使是出納員（teller）職位也可以，但現實求職情況遠比想像中更困難。」他無奈指出，畢業至今投遞逾10份簡歷求職，大都沒有回音，即使有面試機會，最終申請都是石沉大海。

根據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最新統計，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約8萬個，急挫至2025年約3.1萬個，跌幅高達61%，當中行政類初階職位跌幅接近九成，「畢業即失業」變成實質性威脅，令嘗試步入職場的年輕人無所適從，有的進而衍生「尼特思想」。Dickson坦言：「我們剛畢業時都充滿希望，非常積極尋找工作，同學幾乎每日都在投簡歷或面試。但當一次又一次經歷失敗、被回絕，就愈來愈對自己沒有信心，覺得永遠都不會找到工作，倒不如在家『躺平』算數。」

在今時今日，剛畢業便「躺平」，或許亦是一種「另類幸福」。Dickson稱，身邊的尼特族朋友很多來自小康之家，經濟壓力相對較小，容許他們暫時躺平，但自己父母期望他畢業後能即時分擔家計，故目前只能在多間酒店、餐廳，擔任兼職炒散侍應，「其實自己頗為羨慕朋友、父母每月仍有給予零用錢，可以攤大手板拿錢旅行或買奢侈品，又不會施加壓力要立刻找到全職工作。」

「尼特族」不肯從低做起、無法吃苦、抗壓性弱，是不少成年人對相關現象的簡單註解，但事實上，青年人覺得學歷貶值，求職如撞彩，如能從根源減少投入，可能才是最理性的風險控制。「與尼特族朋友交談時，他們會覺得近年學歷通脹的情況嚴重，即使碩士或博士畢業，亦不容易找到工作，那麼為何還要投入大量金錢進修？」

面對社會上流機會匱乏的無力感，亦是「尼特族」盛行的原因之一。Dickson攤手謂，「工資不高，卻要求長時間加班，『做到隻狗咁』亦不代表自己能夠得到高薪厚職，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況且在人工智能衝擊下，往後都有很大的機會被取代，與其那麼努力工作，不如在家休息享受生活。」

傳統教育制度觀念削成就感

人稱「Son姐」的資深獵頭人張慧敏分析，要降低香港青年「尼特族」人口佔比，本港教育制度及風氣須循序漸進推行大改革。她形容，「現時教育制度出現問題，年輕人缺乏創造力、應變能力及輸得起的能力。社會應該放下職業貴賤的固有觀念，摒棄『讀書成績界定青年成功與否』的風氣。提早讓部分青年發掘職業導向的興趣，例如修車或烹飪等專業技能，協助年輕群體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感。」

Son姐批評，部分香港青年選擇成為「尼特族」，某程度與香港社會根深柢固的「求學就是求分數」觀念有關。「香港教育制度似乎只為現今青年，提供一條名為『讀書』的單程路，社會普遍對讀書以外興趣的包容度較低。外界判定一位青年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考試分數。」她續稱：「問題是相關觀念導致有部分不擅長學術的青年無法找到成就感，長期困在自己是失敗者的『掘頭路』裏面，令信心愈來愈低，最終徹底選擇放棄尋找工作或融入社會。」

倡社會提供就業緩衝空間

「尼特族」長期脫離教育和就業，會帶來個人能力退化、家庭壓力和社會成本；把複雜的結構性困境解釋成「不努力」，只會讓問題繼續積累。有專家認為要為「尼特族」提供一條「值得奔跑，並且跑得通」的道路，除了改革本港教育制度及風氣之外，曾威慎亦建議，社會要為「尼特族」提供就業市場的緩衝空間，逐步為他們建立身份認同感及自信，給予他們累積工作經驗或成功感的機會。「『尼特族』初踏入就業市場或會感到不習慣，推行師徒制實習方式，以鼓勵代替責備，有助拉近青年與職場現實距離。」他呼籲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如為企業提供青年資助，用於在職AI培訓，輸送年輕戰力。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shtKPaS41J5XGsTCL7IHoxPvx0IHpNI/view?usp=sharing

2026年07月08日 星期三

《反斗奇兵5》劇照。（網上圖片）

「社工哥哥，其實我都唔知自己想做乜。」

這句說話，筆者近年在青年就業輔導中聽過不止一次。

早前，一名20歲出頭、離開校園後一直待業的青年，在母親陪同下來到中心接受就業輔導。筆者問他：「有冇想過想做哪一行？有沒有試過找工作？」

他望着筆者，沉默了一會，然後苦笑說：「沒有什麼特別想法……平時只是看YouTube、TikTok，它推介什麼我就看什麼，一日很快就過。」

那一刻，筆者沒有立即跟他談履歷、面試技巧或勞工市場。筆者反而在想，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個20歲的年輕人，竟然連「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也回答不了？

這並不是個別現象。

身為註冊社工，筆者近年接觸不少尼特族（非在職、不在學或不在培訓的青年）及待業青年，他們並非沒有能力，也不是沒有資訊。相反，他們每天接收到的資訊比任何一代都要多。然而，他們接觸什麼資訊、認識什麼世界、相信什麼價值，很多時候早已不是自己主動選擇，而是由演算法一次又一次地推送、篩選和塑造。

直到最近看到《反斗奇兵5》的預告和相關討論，筆者忽然發現，電影真正令人不安的，也許並不是人工智能（AI）會否取代人類，而是另一個更貼近現實的問題：當演算法開始決定孩子看什麼、玩什麼、相信什麼，甚至影響他們如何理解世界時，它其實也正在默默參與他們的人生。

我們一直擔心AI有一天會變得比人更聰明，但或許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我們早已習慣把選擇權交給演算法，而下一代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本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身為社工，筆者並不反對科技，更不認為應把AI或演算法妖魔化。科技本身沒有善惡，關鍵在於我們是否仍然保留教育下一代獨立思考的能力。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數碼素養，更需要真實的人際互動、多元生活體驗，以及敢於質疑和探索的勇氣。

因為唯有當他們學會自己思考，演算法才不能替他們決定人生。

撰文︰曾威慎
註冊社工。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九龍城民政事務署土瓜灣分區委員會委員、香港社福工會聯會理事、香港社會福利服務從業員協會理事、香港旅遊業聯會理事、勞聯匯青協會2017-2019召集人、國家安全教育地區導師

https://edu.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64385

2026年06月23日 星期二

早前太古城一對母女在短短十小時內先後墮樓身亡的消息，令整個社會感到震驚和難過。據報道，12歲女童目睹母親墮樓身亡後，曾由家人陪同送院接受評估及支援，其後回家不久亦不幸離世。事件發生後，社會隨即討論危機介入機制是否存在漏洞，以及相關支援是否足夠。

身為一名註冊社工，筆者明白社會希望找到答案，甚至希望找到責任誰屬。然而，筆者覺得這宗事件帶給我們最大的反思，未必只是制度是否失靈，而是我們是否過分相信制度能夠解決一切。

近年社會愈來愈重視精神健康，這本來是好事。我們有專業評估、有危機介入、有跨專業合作。從新聞所見，涉事女童事發後曾接觸醫院心理服務、社工，以及其他專業人士。

不過，精神創傷從來不是一份問卷、一個評估或者一次會面就能夠完全掌握。

尤其是一名只有12歲的小孩子，親眼目睹至親突然離世，那種震撼、內疚、恐懼和無助，很多時候連成年人也未必能夠即時表達出來，更何況是一個孩子。

筆者從事青年工作多年，接觸過不少經歷突發事故或喪親的個案。有些人在事發初期表現得十分冷靜，甚至和平日無異，但情緒可能在數小時後、數天後，甚至數星期後才突然崩潰。這也是創傷反應最令人擔心的地方——表面平靜，不代表內心平靜。

因此，筆者認為社會未來討論的方向，不應只是聚焦於當日做了多少評估、接觸了多少專業人士，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更具持續性的陪伴機制。

當一個人突然失去至親，尤其是未成年人，其實最需要的未必是更多文件和程序，而是有人真正陪伴在身邊。

陪伴，聽起來很簡單，但往往最難。

在現實環境下，不少家庭都是雙職工，社區資源亦十分緊張。很多時候，專業同工完成評估後，個案便返回家庭，由家人自行照顧。然而，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大創傷，家人本身可能同樣處於崩潰狀態，根本沒有能力即時承擔支援角色。

筆者認為政府及社福界可以研究建立「創傷事件即時陪伴支援機制」。當涉及兒童、青少年或高危家庭遇上突發死亡事件時，除了醫療評估外，是否可以安排更密集、更持續的短期跟進？例如首24小時至72小時內提供主動接觸、定期探訪，甚至安排社區支援網絡介入，而不是單靠一次性的危機評估。

當然，我們不可能完全杜絕所有悲劇發生。社工不是超人，醫生不是超人，制度也不是萬能。若每次不幸事件發生後，都急於尋找一個人、一個部門去問責，未必有助問題真正改善。不過，這宗事件提醒我們，精神健康工作除了專業判斷，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很多時候，挽救一個人的，不一定是一份評估報告，而是一句真心的關心、一個願意留下來陪伴的人。

願逝者安息。

更希望這宗令人心碎的事件，能夠推動社會重新思考：當一個人最脆弱的時候，我們除了提供服務，還能否提供更多陪伴。

撰文︰曾威慎
註冊社工、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九龍城民政事務署土瓜灣分區委員會委員、香港社福工會聯會理事、香港社會福利服務從業員協會理事、香港旅遊業聯會理事、勞聯匯青協會2017-2019召集人、國家安全教育地區導師

原文網址: 來稿｜就業配對救不了尼特族　香港需要重建青年向上流動的希望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5920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就業配對救不了尼特族　香港需要重建青年向上流動的希望

撰文：01論壇

出版：2026-06-22 10:00更新：2026-06-22 10:00

來稿作者：曾威慎

近日立法會討論本港「尼特族」（NEET，非在職、非在學、非受訓青年）問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根據政府引用統計處數據，2025年本港15至24歲尼特族人數已增至約3.6萬人，佔同齡青年約6%左右。不少人聽到尼特族，第一個反應就是「後生仔唔肯做」、「躺平」、「啃老」。然而，作為一名多年從事青年服務的註冊社工，我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青年脫節並非因為怠惰

我接觸過不少青年，他們並非不想工作，而是不知道自己適合做甚麼。有些人讀書成績一般，找工作屢屢碰壁；有些人完成學業後發現現實與想像落差很大；亦有青年因情緒困擾、人際關係問題或家庭壓力，逐漸與社會脫節。當社會將標籤貼在他們身上時，他們往往會更加退縮，甚至失去重新出發的勇氣。

近年香港青年面對的環境與上一代其實很不同。樓價高企、生活成本上升，加上經濟轉型及人工智能發展，部分入門職位正在減少。最新數據顯示，青年失業率仍維持雙位數水平，遠高於整體失業率。

香港教育與就業脫節

對於剛畢業、缺乏工作經驗的年輕人而言，求職市場的門檻正變得愈來愈高。我認為，社會討論尼特族時，不應只聚焦於青年本身，而應反思整個青年發展生態是否出了問題。

首先，香港一直存在教育與就業脫節的情況。部分青年完成課程後，發現所學技能與市場需求未必吻合，最終陷入「讀完都唔知做乜好」的困局。其次，社會過分強調學歷和成績，卻忽略職業教育及技能發展的重要性。事實上，不是每位青年都適合走傳統升學道路，但社會往往缺乏足夠尊重及資源，讓他們透過技能發展尋找出路。

更值得關注的是，一些青年長期缺乏成就感。他們並非沒有能力，而是不再相信努力可以改變現況。當一個人失去希望，即使提供再多職位空缺，也未必願意踏出第一步。

處理尼特族問題不應只靠就業配對

有研究指出，尼特族比例與貧窮風險存在顯著關係，若青年長期脫離教育及勞動市場，將影響其未來收入及社會流動機會。因此，處理尼特族問題不能單靠短期就業配對。

對此，我認為政府未來可從三方面加強工作。

第一，建立更主動的青年外展支援機制。很多尼特青年根本不會主動求助，必須透過學校、社區組織及社工主動接觸。

第二，加強人工智能及數碼技能培訓。未來就業市場正在急速轉變，青年需要掌握新技能，才能避免被時代淘汰。

第三，鼓勵企業提供更多入門及實習職位。年輕人最缺乏的往往不是能力，而是第一份工作的機會。有研究顯示，職業培訓及工作體驗能有效提升青年就業及收入表現。

尼特族問題不只是青年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如果一個社會有愈來愈多年輕人看不到前景，失去參與社會的動力，即使經濟數據再漂亮，也只是表面的繁榮。我希望社會少一點標籤，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責備，多一點同行。因為每一位青年都曾經對未來充滿憧憬，而我們需要做的，不是批評他們為何停下來，而是幫助他們重新找到向前走的方向。

作者曾威慎是註冊社工，九龍城民政事務署土瓜灣分區委員會委員，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

原文網址: 來稿｜就業配對救不了尼特族　香港需要重建青年向上流動的希望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5920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原文網址: 來稿｜太古城母女悲劇之後：我們是否太相信制度，而忽略了陪伴？ | 香港01 https://wwwhttps://www.hk01.com/01%E8%AB%96%E5%A3%87/60361000/%E4%BE%86%E7%A8%BF-%E5%A4%AA%E5%8F%A4%E5%9F%8E%E6%AF%8D%E5%A5%B3%E6%82%B2%E5%8A%87%E4%B9%8B%E5%BE%8C-%E6%88%91%E5%80%91%E6%98%AF%E5%90%A6%E5%A4%AA%E7%9B%B8%E4%BF%A1%E5%88%B6%E5%BA%A6-%E8%80%8C%E5%BF%BD%E7%95%A5%E4%BA%86%E9%99%AA%E4%BC%B4.hk01.com/article/6036100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太古城母女悲劇之後：我們是否太相信制度，而忽略了陪伴？

近日太古城一對母女在短短十小時內先後墮樓身亡的消息，令整個社會感到震驚和難過。據報道，12歲女童目睹母親墮樓身亡後，曾由家人陪同送院接受評估及支援，其後回家不久亦不幸離世。事件發生後，社會隨即討論危機介入機制是否存在漏洞，以及相關支援是否足夠。

作為一名註冊社工，我明白社會希望找到答案，甚至希望找到責任誰屬。然而，我覺得這宗事件帶給我們最大的反思，未必只是制度是否失靈，而是我們是否過分相信制度能夠解決一切。

近年社會愈來愈重視精神健康，這本來是好事。我們有專業評估、有危機介入、有跨專業合作。從新聞所見，涉事女童事發後曾接觸醫院心理服務、社工以及其他專業人士。

然而，精神創傷從來不是一條問卷、一個評估或者一次會面就能夠完全掌握。

尤其是一名只有12歲的小朋友，親眼目睹至親突然離世——那種震撼、內疚、恐懼和無助，很多時候連成年人都未必能夠即時表達出來，更何況是一個孩子。

我從事青年工作多年，接觸過不少經歷突發事故或喪親的個案。有些人在事發初期表現得十分冷靜，甚至和平日無異，但情緒可能在數小時後、數天後，甚至數星期後才突然崩潰。這也是創傷反應最令人擔心的地方——表面平靜，不代表內心平靜。

因此，我認為社會未來討論的方向，不應只是聚焦於當日做了多少評估、接觸了多少專業人士，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更具持續性的陪伴機制。

當一個人突然失去至親，尤其是未成年人，其實最需要的未必是更多文件和程序，而是有人真正陪伴在身邊。陪伴，聽起來很簡單，但往往最難。

在現實環境下，不少家庭都是雙職工，社區資源亦十分緊張。很多時候，專業同工完成評估後，個案便返回家庭，由家人自行照顧。然而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大創傷，家人本身可能同樣處於崩潰狀態，根本沒有能力即時承擔支援角色。

我認為政府及社福界可以研究建立「創傷事件即時陪伴支援機制」。當涉及兒童、青少年或高危家庭遇上突發死亡事件時，除了醫療評估外，是否可以安排更密集、更持續的短期跟進？例如首24小時至72小時內提供主動接觸、定期探訪，甚至安排社區支援網絡介入，而不是單靠一次性的危機評估。

當然，我們不可能完全杜絕所有悲劇發生。社工不是超人，醫生不是超人，制度也不是萬能。若每次不幸事件發生後，都急於尋找一個人、一個部門去問責，未必有助問題真正改善。

但這宗事件提醒我們，精神健康工作除了專業判斷，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很多時候，挽救一個人的，不一定是一份評估報告，而是一句真心的關心、一個願意留下來陪伴的人。

願逝者安息。更希望這宗令人心碎的事件，能夠推動社會重新思考：當一個人最脆弱的時候，我們除了提供服務，還能否提供更多陪伴。

作者曾威慎是註冊社工，九龍城民政事務署土瓜灣分區委員會委員，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

原文網址: 來稿｜太古城母女悲劇之後：我們是否太相信制度，而忽略了陪伴？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6100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近月社會對「兩蚊兩折」討論不絕。這項調整，簡單而言，就是將原本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劃一的「兩元乘車優惠」，改為「短途維持兩元、長途按票價兩折收費」——當票價高於10元，乘客需支付兩成車費，例如20元車程需付四元。

政策一出，坊間反應兩極。有人認為這是「開倒車」，削弱長者福利；亦有人覺得是「理性調整」，避免濫用。作為一名前線社工，我更關注的，其實不是「加幾多錢」，而是這項政策背後的價值取向——我們如何看待長者？又如何理解公共資源的分配？

政策演變：「方便出行」到「精準補貼」

當年「二元乘車優惠」推出，目的清晰：鼓勵長者多外出、多參與社區生活，減少孤立。這點在前線觀察中確實見到成效——不少長者因為交通成本低，願意跨區探訪親友、參與活動，甚至做義工。

但隨着人口老化加劇，受惠人數大幅增加，加上部分「長車短搭」情況出現，令整體開支持續上升。政府估算，新安排可節省數以億元計開支，亦希望更「精準」地使用資源。

問題是，當政策由「鼓勵參與」轉向「控制成本」，長者的出行模式會否因此改變？這正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前線觀察：影響未必只是幾元差距

在實際接觸長者的過程中，我發現不少人對車費變動十分敏感。對一些依賴綜援或只有微薄積蓄的長者來說，「兩元」與「四元」之間，不只是數字差異，而是一種心理門檻。

有長者曾對我說：「以前去遠少少無所謂，而家要諗一諗啦。」這種「諗一諗」，慢慢可能就變成「唔去了」。

若政策最終令長者減少跨區活動，甚至減少社交接觸，長遠或會增加孤獨感與健康風險，間接加重社福及醫療系統負擔。這些隱性成本，未必會即時反映在帳面上。

如何選擇：財政壓力是真，價值選擇更重要

不可否認，香港面對結構性財政壓力，開源節流是現實需要。即使政府整體收入有所改善，但長遠開支仍然高企，公共資源不能無限制擴張。

然而，社會政策從來不只是「計數」。長者交通優惠，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投資，而不單是福利開支。問題不在於「應否調整」，而在於「如何調整」：

是否可以設立更高的長途上限，而非單一兩折？是否可針對低收入長者提供額外補貼？是否可結合地區服務，鼓勵「就近參與」而非單純限制跨區？

這些，都比單一改價更具政策深度。

持續改革：「可持續」而非「一刀切」

「兩蚊兩折」某程度上反映政府嘗試在福利與財政之間取得平衡，但如果只停留在「減開支」，而忽略長者生活質素，政策就會變得過於工具化。

真正理想的方向，應該是：一方面確保制度可持續，避免資源被濫用；另一方面，亦要維持長者「行得出、走得遠、參與得到」的能力。因為一個願意外出的長者，不只是交通的使用者，更是社區的一份子——他們參與、互動、貢獻，正正是社會活力的來源。

政策可以調整，但價值不能走樣。「兩蚊兩折」不應只是節流工具，而應是重新思考長者政策的契機——如何在有限資源下，仍然守住對長者的尊重與關懷。否則，我們節省的，可能不只是幾億元，而是不知不覺流失了整個社會的溫度。

作者曾威慎是註冊社工，九龍城民政事務署土瓜灣分區委員會委員，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

原文網址: 來稿｜兩蚊兩折乘車優惠：如何在有限資源下，守住對長者的關懷？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3731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來稿作者：曾威慎

災難發生之後，社會往往會看到制度最直接的一面。在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政府提出「一戶一社工」的安排，由社會福利署為受影響家庭配對社工，協助處理情緒支援、申請資助以及聯絡不同部門的事宜，希望讓居民不用在不同機構之間來回奔波。這個安排的出發點其實很清楚——在最混亂的時候，每一個家庭都需要一個可以直接聯絡的人。對很多災民而言，一通電話、一個熟悉的名字，往往比任何制度說明都來得重要。但在制度的善意背後，也讓人重新思考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香港的社區支援系統，是否已經準備好承擔這樣的角色？

當「一戶一社工」遇上無界線責任

從社會工作角度看，「一戶一社工」其實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服務模式。每個家庭都有一名固定社工跟進，能更全面了解個案背景，也更容易建立信任關係。行政長官在談及這項安排時亦指出，每個家庭的需要都不同，因此希望以一對一方式提供支援。理念本身並沒有問題，但真正的挑戰，往往出現在現實運作之中。有前線社工反映，在實際操作中需要長時間候命，甚至要向居民提供個人電話，隨時回應不同需要。對不少同事而言，這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幾乎沒有界線的責任。

這些情況並不令人意外，社會工作本來就是一門高度依賴關係的專業。當居民遇到突發事故，情緒不穩、資訊混亂，社工往往同時扮演協調者、支援者甚至陪伴者的角色。但如果制度只是把更多責任交到前線，而沒有相應的人手和配套，那麼再好的理念也可能變成沉重負擔。

在社區工作多年，我其實見過不少類似情況。有一次，一個基層家庭因為父親突然失業，家庭收入大幅減少。孩子的學費、租金、生活開支一時間都出現問題。那段時間，他們其實接觸過不少不同機構，但每一次都要重新解釋自己的處境。對這個家庭而言，最大的困難並不只是經濟壓力，而是「沒有人真正了解整個故事」。直到後來有一名社工長期跟進，情況才慢慢穩定下來。這也是為甚麼「一戶一社工」的理念會令人認同——因為它嘗試把支援變成一種持續關係，而不是一次性的服務。

然而，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問：這種模式是否只應該出現在災難之後？香港近年的社會問題，其實很多都不是突發事件，而是長期累積的壓力。青年向上流動困難、基層家庭面對高昂生活成本、獨居長者日益增加，這些都是慢慢形成的困境。很多家庭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崩潰，而是在多年壓力下逐漸失去支撐。如果社區支援只能在危機出現之後才啟動，那麼制度往往已經來得太遲。

社工專業需整個社會支持

或許，「一戶一社工」帶給香港的一個重要啟示，是重新思考社區治理的方式。在一些公共屋邨或人口較集中的社區，是否可以建立更穩定的家庭支援網絡？透過社工、地區組織以及社區服務中心的合作，讓有需要的家庭在問題初期就得到幫助。同時，青年亦可以在社區服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近年不少青年對公共事務有興趣，但缺乏參與渠道。如果能結合青年義工與專業社工力量，或許可以為社區建立更具韌性的支援網絡。

當然，制度的推行始終離不開現實條件。人手、資源以及跨部門協調，都是「一戶一社工」能否長遠運作的關鍵。若政策只有理念而缺乏制度支撐，最終承受壓力的往往是前線人員。社會工作從來不是單靠一個人完成的工作，而是一個需要整個社會支持的專業。「一戶一社工」讓我們看到制度的溫度，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份溫度能否在平日的社區生活中延續下去。如果未來有一天，香港的家庭在遇到困難之前，就已經知道身邊有人可以求助，那麼這項制度的意義，或許才算真正實現。

作者曾威慎是註冊社工，香港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

原文網址: 來稿｜一戶一社工：制度的善意，如何在社區中延續？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30289?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https://www.hk01.com/01%E8%AB%96%E5%A3%87/60330289/%E4%BE%86%E7%A8%BF-%E4%B8%80%E6%88%B6%E4%B8%80%E7%A4%BE%E5%B7%A5-%E5%88%B6%E5%BA%A6%E7%9A%84%E5%96%84%E6%84%8F-%E5%A6%82%E4%BD%95%E5%9C%A8%E7%A4%BE%E5%8D%80%E4%B8%AD%E5%BB%B6%E7%BA%8C?utm_medium=referral&utm_source=01appshare原文網址: 來稿｜一戶一社工：制度的善意，如何在社區中延續？ | 香港01

原文網址: 來稿｜從社工視角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 香港01https://www.hk01.com/01%E8%AB%96%E5%A3%87/60313944/%E4%BE%86%E7%A8%BF-%E5%BE%9E%E7%A4%BE%E5%B7%A5%E8%A6%96%E8%A7%92%E7%9C%8B%E9%86%AB%E7%99%82%E8%B2%BB%E7%94%A8%E6%B8%9B%E5%85%8D%E6%A9%9F%E5%88%B6?utm_medium=referral&utm_source=01appshare

來稿｜從社工視角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撰文：01論壇

出版：2026-01-19 07:00更新：2026-01-19 07:00

來稿作者：曾威慎

在香港掙扎求醫的背後，往往不只是病痛本身，更存在深層的社會不平等與系統壁壘。自2026年1月1日起，公立醫院醫療費用減免制度的優化措施正式生效，範圍更全面、申請更寬鬆，是一次值得社會深思的重要政策轉向。

首先，新的收費上限機制明確規定：每名病人每年最高醫療支出以港幣$10,000為限（不包括自費藥物與醫療器材）。這對需要長期治療或頻繁求診的人士而言，不僅是一道財務緩衝帶，更是對醫療公平的肯定。身為社工，在前線服務過程中，我見證不少基層家庭因為多次覆診而背負龐大負擔；這項上限意味着，他們不再需要因憂慮金錢而逃避必要醫療。

第二，政府擴大「自動豁免」類別，將CSSA受助者、75歲或以上長者生活津貼受惠者、及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0級）持有人納入自動豁免行列。作為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我深知制度上「自動豁免」有助大幅減少行政障礙，讓最脆弱的群體在求診時無需遭遇繁複手續。這不只是制度優化，而是一種對社會弱勢的尊重。

對於不符合自動豁免資格、但仍面對經濟壓力的市民，仍保留經濟審查申請機制。社工的角色在這裏尤為重要：我們不僅協助準備申請文件，更扮演輔導、說明、跨系統協調的角色，確保病人及其家庭理解醫療流程、文件要求及減免原則。家庭收入及資產的審查標準亦已調整為以「家庭整體」計算，並考慮長者成員對資產標準的上調，這種以人本出發的設計，呼應社會工作以「人為本」的專業核心。

更重要的是，獲批的減免有效期由原來12個月延長至18個月，這在社工實務上具重大意義：申請人不需每年重複填報，減少因行政程序而延誤治療或申請的情況。這項改動代表政府在制度設計上更理解弱勢家庭在醫療與生活壓力下的真實需求。

然而，政策再完善也需要加強資訊傳遞與支援網絡。身為社工及協會主席，我接觸不少合資格人士因資訊不足、以為「自己不合資格」而錯失支援。制度的「通達性」與「可執行性」，才是真正決定其成效的關鍵。

醫療保障不應只是一個數字、一項制度，而應是社會對所有人的基本保障。當更多人識得申請、真正用得着，才是政策真正落地。希望這次優化能讓更多人——尤其是基層、長者與病患者，感受到制度背後的支持力量。

作者曾威慎是註冊社工，香港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

原文網址: 來稿｜從社工視角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8DLBpFbwIiIaGGSRfE2pwwODa2FQhsn/view?usp=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