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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蚊兩折乘車優惠:如何在有限資源下,守住對長者的關懷?

近月社會對「兩蚊兩折」討論不絕。這項調整,簡單而言,就是將原本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劃一的「兩元乘車優惠」,改為「短途維持兩元、長途按票價兩折收費」——當票價高於10元,乘客需支付兩成車費,例如20元車程需付四元。

政策一出,坊間反應兩極。有人認為這是「開倒車」,削弱長者福利;亦有人覺得是「理性調整」,避免濫用。作為一名前線社工,我更關注的,其實不是「加幾多錢」,而是這項政策背後的價值取向——我們如何看待長者?又如何理解公共資源的分配?

政策演變:「方便出行」到「精準補貼」

當年「二元乘車優惠」推出,目的清晰:鼓勵長者多外出、多參與社區生活,減少孤立。這點在前線觀察中確實見到成效——不少長者因為交通成本低,願意跨區探訪親友、參與活動,甚至做義工。

但隨着人口老化加劇,受惠人數大幅增加,加上部分「長車短搭」情況出現,令整體開支持續上升。政府估算,新安排可節省數以億元計開支,亦希望更「精準」地使用資源。

問題是,當政策由「鼓勵參與」轉向「控制成本」,長者的出行模式會否因此改變?這正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前線觀察:影響未必只是幾元差距

在實際接觸長者的過程中,我發現不少人對車費變動十分敏感。對一些依賴綜援或只有微薄積蓄的長者來說,「兩元」與「四元」之間,不只是數字差異,而是一種心理門檻。

有長者曾對我說:「以前去遠少少無所謂,而家要諗一諗啦。」這種「諗一諗」,慢慢可能就變成「唔去了」。

若政策最終令長者減少跨區活動,甚至減少社交接觸,長遠或會增加孤獨感與健康風險,間接加重社福及醫療系統負擔。這些隱性成本,未必會即時反映在帳面上。

如何選擇:財政壓力是真,價值選擇更重要

不可否認,香港面對結構性財政壓力,開源節流是現實需要。即使政府整體收入有所改善,但長遠開支仍然高企,公共資源不能無限制擴張。

然而,社會政策從來不只是「計數」。長者交通優惠,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投資,而不單是福利開支。問題不在於「應否調整」,而在於「如何調整」:

是否可以設立更高的長途上限,而非單一兩折?是否可針對低收入長者提供額外補貼?是否可結合地區服務,鼓勵「就近參與」而非單純限制跨區?

這些,都比單一改價更具政策深度。

持續改革:「可持續」而非「一刀切」

「兩蚊兩折」某程度上反映政府嘗試在福利與財政之間取得平衡,但如果只停留在「減開支」,而忽略長者生活質素,政策就會變得過於工具化。

真正理想的方向,應該是:一方面確保制度可持續,避免資源被濫用;另一方面,亦要維持長者「行得出、走得遠、參與得到」的能力。因為一個願意外出的長者,不只是交通的使用者,更是社區的一份子——他們參與、互動、貢獻,正正是社會活力的來源。

政策可以調整,但價值不能走樣。「兩蚊兩折」不應只是節流工具,而應是重新思考長者政策的契機——如何在有限資源下,仍然守住對長者的尊重與關懷。否則,我們節省的,可能不只是幾億元,而是不知不覺流失了整個社會的溫度。

作者曾威慎是註冊社工,九龍城民政事務署土瓜灣分區委員會委員,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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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一社工:制度的善意,如何在社區中延續?

來稿|一戶一社工:制度的善意,如何在社區中延續?

來稿作者:曾威慎

災難發生之後,社會往往會看到制度最直接的一面。在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政府提出「一戶一社工」的安排,由社會福利署為受影響家庭配對社工,協助處理情緒支援、申請資助以及聯絡不同部門的事宜,希望讓居民不用在不同機構之間來回奔波。這個安排的出發點其實很清楚——在最混亂的時候,每一個家庭都需要一個可以直接聯絡的人。對很多災民而言,一通電話、一個熟悉的名字,往往比任何制度說明都來得重要。但在制度的善意背後,也讓人重新思考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香港的社區支援系統,是否已經準備好承擔這樣的角色?

當「一戶一社工」遇上無界線責任

從社會工作角度看,「一戶一社工」其實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服務模式。每個家庭都有一名固定社工跟進,能更全面了解個案背景,也更容易建立信任關係。行政長官在談及這項安排時亦指出,每個家庭的需要都不同,因此希望以一對一方式提供支援。理念本身並沒有問題,但真正的挑戰,往往出現在現實運作之中。有前線社工反映,在實際操作中需要長時間候命,甚至要向居民提供個人電話,隨時回應不同需要。對不少同事而言,這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幾乎沒有界線的責任。

這些情況並不令人意外,社會工作本來就是一門高度依賴關係的專業。當居民遇到突發事故,情緒不穩、資訊混亂,社工往往同時扮演協調者、支援者甚至陪伴者的角色。但如果制度只是把更多責任交到前線,而沒有相應的人手和配套,那麼再好的理念也可能變成沉重負擔。

在社區工作多年,我其實見過不少類似情況。有一次,一個基層家庭因為父親突然失業,家庭收入大幅減少。孩子的學費、租金、生活開支一時間都出現問題。那段時間,他們其實接觸過不少不同機構,但每一次都要重新解釋自己的處境。對這個家庭而言,最大的困難並不只是經濟壓力,而是「沒有人真正了解整個故事」。直到後來有一名社工長期跟進,情況才慢慢穩定下來。這也是為甚麼「一戶一社工」的理念會令人認同——因為它嘗試把支援變成一種持續關係,而不是一次性的服務。

然而,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問:這種模式是否只應該出現在災難之後?香港近年的社會問題,其實很多都不是突發事件,而是長期累積的壓力。青年向上流動困難、基層家庭面對高昂生活成本、獨居長者日益增加,這些都是慢慢形成的困境。很多家庭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崩潰,而是在多年壓力下逐漸失去支撐。如果社區支援只能在危機出現之後才啟動,那麼制度往往已經來得太遲。

社工專業需整個社會支持

或許,「一戶一社工」帶給香港的一個重要啟示,是重新思考社區治理的方式。在一些公共屋邨或人口較集中的社區,是否可以建立更穩定的家庭支援網絡?透過社工、地區組織以及社區服務中心的合作,讓有需要的家庭在問題初期就得到幫助。同時,青年亦可以在社區服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近年不少青年對公共事務有興趣,但缺乏參與渠道。如果能結合青年義工與專業社工力量,或許可以為社區建立更具韌性的支援網絡。

當然,制度的推行始終離不開現實條件。人手、資源以及跨部門協調,都是「一戶一社工」能否長遠運作的關鍵。若政策只有理念而缺乏制度支撐,最終承受壓力的往往是前線人員。社會工作從來不是單靠一個人完成的工作,而是一個需要整個社會支持的專業。「一戶一社工」讓我們看到制度的溫度,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份溫度能否在平日的社區生活中延續下去。如果未來有一天,香港的家庭在遇到困難之前,就已經知道身邊有人可以求助,那麼這項制度的意義,或許才算真正實現。

作者曾威慎是註冊社工,香港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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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工視角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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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從社工視角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撰文:01論壇

出版:2026-01-19 07:00更新:2026-01-19 07:00

來稿|從社工視角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來稿作者:曾威慎

在香港掙扎求醫的背後,往往不只是病痛本身,更存在深層的社會不平等與系統壁壘。自2026年1月1日起,公立醫院醫療費用減免制度的優化措施正式生效,範圍更全面、申請更寬鬆,是一次值得社會深思的重要政策轉向。

首先,新的收費上限機制明確規定:每名病人每年最高醫療支出以港幣$10,000為限(不包括自費藥物與醫療器材)。這對需要長期治療或頻繁求診的人士而言,不僅是一道財務緩衝帶,更是對醫療公平的肯定。身為社工,在前線服務過程中,我見證不少基層家庭因為多次覆診而背負龐大負擔;這項上限意味着,他們不再需要因憂慮金錢而逃避必要醫療。

第二,政府擴大「自動豁免」類別,將CSSA受助者、75歲或以上長者生活津貼受惠者、及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0級)持有人納入自動豁免行列。作為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我深知制度上「自動豁免」有助大幅減少行政障礙,讓最脆弱的群體在求診時無需遭遇繁複手續。這不只是制度優化,而是一種對社會弱勢的尊重。

對於不符合自動豁免資格、但仍面對經濟壓力的市民,仍保留經濟審查申請機制。社工的角色在這裏尤為重要:我們不僅協助準備申請文件,更扮演輔導、說明、跨系統協調的角色,確保病人及其家庭理解醫療流程、文件要求及減免原則。家庭收入及資產的審查標準亦已調整為以「家庭整體」計算,並考慮長者成員對資產標準的上調,這種以人本出發的設計,呼應社會工作以「人為本」的專業核心。

更重要的是,獲批的減免有效期由原來12個月延長至18個月,這在社工實務上具重大意義:申請人不需每年重複填報,減少因行政程序而延誤治療或申請的情況。這項改動代表政府在制度設計上更理解弱勢家庭在醫療與生活壓力下的真實需求。

然而,政策再完善也需要加強資訊傳遞與支援網絡。身為社工及協會主席,我接觸不少合資格人士因資訊不足、以為「自己不合資格」而錯失支援。制度的「通達性」與「可執行性」,才是真正決定其成效的關鍵。

醫療保障不應只是一個數字、一項制度,而應是社會對所有人的基本保障。當更多人識得申請、真正用得着,才是政策真正落地。希望這次優化能讓更多人——尤其是基層、長者與病患者,感受到制度背後的支持力量。

作者曾威慎是註冊社工,香港非牟利機構人員協會主席。

原文網址: 來稿|從社工視角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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